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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科技评论撰稿人程天一投稿，深入剖析了 Jack Clark——这个在 AI 爱好者中或许并不耳熟能详，但却是值得中国 AI 社区深入了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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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Clark 是最关注和熟悉中国在芯片、计算和模型上进展的 AI Lab 领导人之一。他毫不吝啬对中国 AI 进展的认可，将 DeepSeek R1 视作“推理模型大范围扩散”的起点，近期又把 HyperHetero 使用的异构集群叫做通过“超级智能进行持续自我训练”的垫脚石。
同时，他是美国的 AI 政策“民间沙皇”，曾是 OpenAI 的政策口负责人，现在是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他对中国异常冷酷和强硬，Dario Amodei 在 R1 出现后的万字檄文背后就有他的影子。6 月 25 日的华盛顿 DC 有关算力限制和 AI 竞争的政策听证会，他也是发言的焦点，为美国遏制中国 AI 发展设计了详细的 5 层战略。
那么，这位记者出身的英文系毕业生是如何进入 AI 的核心圈？作为一名出生于英国小镇的美国移民，Jack Clark 提出对华强硬政策的底层原因是什么？他的政策理念和具体对华战略的政策建议到底是什么？以 AI 安全为由推动的对抗性 AI 政策背后的悖论在哪里？这些都是本文希望回答的问题。
目录
01 Intro：技术必然与社会因素互相交织
02 Jack 曾是全球唯一报道神经网络的记者
03 为人温和，却在算力上敏锐且强硬
04 统筹多方力量为 AI 治理开出私人药方
05 为美国设计对华的五大战略
06 Jack 是一个时代的良心，还是囚徒？
华盛顿 DC 的六月，空气已经算湿热。在雷伯恩众议院办公大楼那间镶着深色木板的听证会室里，冷气开得十足，却驱不散一种无形的的紧张。灯光聚焦之下，坐着一个名叫 Jack Clark 的男人。他看上去不像一个正在定义新世纪 AI 竞争轮廓的野心家，看起来仍像他刚进入职场时的身份 —— 一位心思细腻的英文系毕业生。
Jack Clark
他穿着一套合身的西装，没有扎眼的领带。这在硅谷格格不入的装束，却是 DC 的标准制服。他的姿态带着些谦逊，仍带着些英伦口音。他面前的这个委员会，全称是“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一个在名字上就毫不掩饰对抗姿态的机构。而 Jack Clark，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曾经的彭博社记者、如今极具影响力的 AI 政策沙皇，正说着他们最渴望听到的声音。
“在一个民主国家制造的 AI ，将为全人类带来更好的技术，”他平静地陈述。他所有的表达基于一个核心前提：技术必然与社会的外部因素互相交织并被其渗透。
在场的议员们大概并不理解神经网络的深奥，也未必能分清 GPT 和 Claude 的细微差别，但他们能听懂这种“文明竞争”的宏大叙事。而 Jack Clark，这个三十多岁的英国人，正以一种权威的姿态，将这场关于算法和算力的技术竞赛，翻译成了一场地缘政治的生死存亡之战。
Jack Clark 的起点并非在洒满阳光的加州，而是在潮湿多风的英国海滨小镇布莱顿。他上的不是斯坦福或麻省理工，而是东英吉利大学，主修的是英国文学和创意写作。这是一个与 Transformer、GPU 和硅谷独角兽神话格格不入的开端。
他的第一个职业身份，自然不是程序员，而是记者。这个身份塑造了他最核心的禀赋：将复杂的技术世界翻译成连议员都能听懂的语言。
2013 年，在科技媒体 The Register，他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奇特的赛道，自称为“全世界唯一的分布式系统记者”。他去报道那些别人嫌弃的、枯燥乏味却至关重要的东西 —— 云计算、数据库，也就是互联网世界那看不见的“管道工程”。他后来带着一丝自嘲回忆道：“写数据库的我，远没有写贾斯汀·比伯的人吸引眼球。”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 2016 年。那时他已是彭博社的记者，凭着一股近乎偏执的劲头，说服编辑让他成为“全世界唯一的神经网络记者”。他的嗅觉超越大部分媒体同行，已经预见到了风暴的来临。然后，在一个寻常的日子，他约他的编辑 Alistair Barr 出去散步 —— 在新闻编辑部，这通常是坏消息的预兆。Jack Clark 告诉他，自己要辞职，加入一个刚成立不到一年、除了 Elon Musk 的背书外前途未卜的非营利组织：OpenAI。
Barr 认为这是个“糟糕透顶的主意”。但 Jack Clark 已经看到了未来。一次飞往 AI 会议的航班上与一位伯克利教授的偶然交谈，让他下定决心。他不想再做那个隔岸观火的记录者了。他要跳进那片波涛汹涌的海，成为塑造浪潮走向的参与者。
在 OpenAI 的 4 年时间，Jack Clark 完成了两项任务：一是让世界理解 AI；二是将基础技术的洞见转化为世界各地决策者的行动依据。
Jack Clark 在 LinkedIn 上对 OpenAI 工作经历的介绍
这个从文学到新闻，再到科技政策的跨越，赋予了他一种独特的视角。他不像纯粹的工程师那样沉迷于技术本身的优雅，也不像纯粹的政客那样只看到权力的博弈。他能同时看到两者，并看清它们之间极具威力的相互作用。
想象一个旧金山的清晨，薄雾尚未散尽。一个男人走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心不在焉地玩着杂耍球。三个球在他手中上下翻飞，划出弧线。他自己也承认，这看起来像“彻底的疯子行径”。这个男人就是 Jack Clark。
这个略显古怪的爱好，是他寻求“个人意义和专注力”的方式。这幅画面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隐喻。他的职业生活，就是在同时抛接无数个高速旋转的球 —— 一家估值 600 亿美元的公司、一项关乎人类未来的技术、AI 的国家间战略对抗、自己家嗷嗷待哺的幼儿，以及他内心深处关于 AI 意识的伦理焦虑。
他的生活充满了这种戏剧性的反差。他通过 OkCupid —— 一个“非 AI 但自动化的应用”——找到了妻子，并对此津津乐道。他会在孩子不小心撞到头时，第一时间求助于自家的 Claude AI 模型以获得快速的医疗安抚，像一个最前卫的科技奶爸；但转过身，他又会为“过度监控”和“无监护的创造力”空间的消失而忧心忡忡。
OkCupid 是一个在线约会平台，用户通过问答匹配算法寻找志同道合的伴侣。
他的同事形容他“极其温和、善良且自谦”。当有人祝贺他因 Anthropic 的高估值而成为亿万富翁时，他会用一种近乎害羞的方式回避：“哈哈，谢谢，但富豪真的不是我的风格。”他一手创办的影响力巨大的 Import AI 周刊，读者超过 2.5 万名行业专家，他却号称靠“拿铁、拉面和读者的反馈”维持运营。他开玩笑说，自己为了研究 AI 已经喝掉了价值约 6000 美元的咖啡。这是一个至今仍保留着记者时代“苦哈哈”的幽默感的人。
然而，正是这个“温和”的人，在政策建议上却表现出鹰派的强硬。他敏锐地抓住了这场竞赛的“七寸”——算力。
“这场竞赛，根本上是靠算力驱动的，”他在听证会上冷静地剖析，“美国必须控制流向中国的强大芯片，否则，你就是在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具，用来制造强大的 AI。”
Jack Clark 在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听证会上的发言
他的语言充满了画面感，仿佛在讲述一部惊悚片。他描绘中国如何想方设法绕过出口管制，让中文世界不少人忍俊不禁，认为这是纯粹的造谣：“将处理器藏在孕妇的假肚子里，或者把 GPU 和活龙虾一起打包”。这些细节，远比干巴巴的数据更能让国会议员们感到脊背发凉。他让威胁变得具体、可感，甚至有些荒诞。这就是那个创意写作专业毕业生的功力——他知道如何讲一个好故事，一个能让人采取行动的故事。
Jack Clark 的崛起，并非孤立事件。
他人脉遍布了科技界和政界的权力中枢。他与从 OpenAI 一同出走的 Amodei 兄妹等人共同创立了 Anthropic，形成了一个以“AI 安全”为核心理念的强大联盟，直接与老东家分庭抗礼。
他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Chuck Schumer 的闭门 AI 洞察论坛上，与 Sam Altman、Elon Musk 同席而坐。他是斯坦福 AI 指数的联合主席，是经合组织（OECD）AI 工作组的联合主席，是向美国总统提供建议的国家 AI 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Jack Clark 作为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出席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Chuck Schumer 的闭门 AI 洞察论坛
他游刃有余地穿梭在这些角色之间，像一个织网的蜘蛛，将技术、资本、学术和政治的力量编织在一起。他提出的“监管市场”概念——政府设定目标，私营机构竞争提供合规服务——充分体现了他的务实制度主义思想。
Jack Clark 提出的“务实制度主义”（pragmatic institutionalism）主张通过建立务实、灵活的制度和治理机制，在快速发展的 AI 技术与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依赖松散自律或僵化管制。
在中美 AI 博弈这盘大棋上，他扮演了民间首席战略师的角色。但他并非一个只知挥舞大棒的莽夫。在他的政策工具箱里，藏着的是一套经过精密计算、层层递进的组合拳。这套拳法的指导思想，源于他称之为“务实制度主义”（pragmatic institutionalism）的哲学。他深知，面对 AI 这种史无前例的力量，纯粹的政府铁腕监管或硅谷式的彻底自由放任都将是灾难。
因此，在向世界展示他的“矛”之前，他先设计了“盾”。他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者 Gillian Hadfield 共同勾勒出一套名为“监管市场”（regulatory markets）的精巧蓝图。这是一套完整的社会工程构想：政府充当设定最高目标的“元监管者”。它划定红线（比如，AI 系统不得造成选举混乱），然后，私营的、经过认证的监管机构会像市场中的企业一样相互竞争，为 AI 公司提供最高效、最创新的合规与安全审计服务。这是一场有管理的竞争，目的是用市场的活力去解决技术的迭代速度，同时保留民主的最终问责权。
这个构想，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前记者的务实——他见证了太多政府的低效和企业的傲慢。这是他为 AI 治理开出的私人药方，一个试图在失控的创新与僵化的监管之间找到第三条路的尝试。
当 Jack Clark 将目光从国内治理投向地缘政治的棋盘时，他的“务实”就呈现出一种更为冷酷和强硬的面貌。大多数国人并不会喜欢他为美国设计的对华战略：
• 第一根支柱：扼住咽喉——算力管制（The Chokepoint）
这是他战略的核心，也是他着墨最多的地方。他反复向议员们强调，算力是 AI 世界的氧气。因此，他提交给商务部的建议书，远不止“加强管制”那么简单。
他主张大幅降低触发《AI 扩散规则》（AI Diffusion Rule）的算力门槛，这意味着更多型号、更低性能的芯片也将被纳入禁运范围，从而系统性地延缓中国 AI 产业的整体发展，而不仅仅是掐断其顶端。他呼吁建立更强大的“强化执法机制”。他要的不是一道墙，而是一张带有传感器和巡逻队的、动态的天罗地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Jack Clark 建议大幅降低
触发 AI Diffusion Rule 的算力门槛
• 第二根支柱：建造灯塔——政府技术能力（The Watchtower）
Jack Clark 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政府自己是个“睁眼瞎”，那么任何监管都无从谈起。他强烈呼吁为美国 AI 安全研究所（AI Safety Institute）等机构注入真正的资源和权力。这不仅仅是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意味着要雇佣顶尖的工程师，建立国家级的测试平台，让政府拥有独立的能力去拆解像 Anthropic、Google 或 OpenAI 发布的最新模型。
• 第三根支柱：驱动引擎——能源与基建（The Power Plant）
他警告国会，AI 的尽头是物理学的尽头，是能源的尽头。他明确指出，中国在发展核电方面的优势，长远来看将直接转化为 AI 算力的优势。因此，他敦促政策制定者将美国的能源战略——无论是核能、聚变还是其他可再生能源——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投资建设下一代电网，和投资研发下一代芯片，其战略意义是等同的。
•第四根支柱：设立靶场——评估优先原则（The Proving Ground）
在关于 AI 应该“开放”还是“封闭”的激烈辩论中，Jack Clark 巧妙地绕开了这个二元对立。他提出了“评估优先原则”（evaluation-first principles）。他认为，争论模型是否开源意义不大，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强大的、标准化的部署前测试框架。
无论你的模型来自哪里，无论它是否开放源代码，在它被允许接入社会关键领域之前，都必须在国家认可的“靶场”里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能力与安全测试。这套方法论，既满足了开源社区对透明的呼吁，又抓住了安全派对潜在风险的担忧，将焦点从“出身”拉回到了“能力”上。
• 第五根支柱：巩固阵线——盟友协同（The Alliance）
最后，他的“长臂”超越了美国本土。他主张加强与盟友（如欧洲、日本、韩国）的协调，建立一个围绕 AI 安全、价值观和供应链的统一战线。但这并非天真的国际主义。他同时强调，在与盟友合作时，美国必须保持“战略自主性”。换言之，可以合作，但核心技术、关键决策权和最终的规则制定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
Jack Clark 的核心驱动力，源于一种深刻的信念，或者说是一种恐惧。
他曾写道：“21 世纪最大的挑战，是让一个越来越快速发展的技术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变得‘清晰可读’。”他巧妙将自己定位为这个时代的翻译官和阐释者，并吃到了其中的”红利“。
在他撰写的科幻小说片段中，他反复纠结于 AI 意识的问题，担心“我们将成为未来可能被视为巨大罪行的旁观者”。这种伦理上的痛苦，与他在国会山推动强硬竞争政策的现实主义者形象，构成了他性格的张力。
他是一个罕见的混合体：一个拥有记者怀疑精神的科技公司创始人，一个心怀人文主义关怀的冷战鹰派，一个在自家后院玩杂耍的亿万富翁。他那句标志性的口号——“事情会变得很奇怪。不要害怕”（Things will be weird。 Be not afraid）——既像是一种安抚，又像是一种警告。
Jack Clark 在 Import AI newsletter 中写道：
“Things will be weird. Be not afraid”
当历史为这个时代落笔时，Jack Clark 的名字将被如何记载？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成功地为民主世界在 AI 时代确立了规则和价值观的防火墙？还是他亲手拉开了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铁幕，将世界推向了一个更加对立的未来？
或许，答案就在那幅他独自在旧金山街头玩杂耍的画面里。他努力地向上抛着每一个球，试图在重力与自身技巧的极限之间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每一个球都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变量：科技的进步、国家的野心、商业的贪婪、人类的福祉。任何一个球的掉落，都可能引发不可收拾的连锁反应。
在 AI 时代，我们面对着非传统的权力人物。就像 Jack Clark，他不是将军，也不是政客。他是新时代的产物，一个“经理人书呆子”（manager nerd），一个在代码和法案之间搭建桥梁的人。那个从布莱顿海边走出的文学青年，最终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上周的 DC，用他那支曾经描写数据库的笔，为我们所有人勾勒出一幅既充满希望、又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图景。而他自己，既是这幅图景的设计师，也可能是它第一个身不由己的囚徒，无法逃开一个历史性的悖论：为了避免想象中的 AI 末日，他是否正在主动开启一场代价高昂的科技冷战？
文章来自于微信公众号“海外独角兽”，作者是“程天一”。
